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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装备形成战斗力的探索与实践

发布时间: 201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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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力,亦称作战能力。武装力量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作为警察,这种能力在对抗性执法中表现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能力,平时表现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威慑能力。战斗力是由人、装备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警用装备是战斗力构成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并反映了警察战斗力的高低。警用装备作为警察实施对抗性执法的工具,它自身是没有战斗力的。只有将一定的武器与一定的人有机结合,这些武器才能形成相应的战斗力。“警用装备形成战斗力的实质,即人与武器有机结合。警用装备形成战斗力过程,需要具备五个条件:一是作战理论是否及时创新;二是体制编制是否适时调整;三是教育训练是否扎实有效;四是管理保障是否科学配套;五是装备合理。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出现问题,都将直接影响警用装备战斗力的形成、稳定和提高。”
一、创新实战理论是警用装备形成战斗力的灵魂
  任何一种警用装备,只有在一定的执法实战理论指导下,通过一定的运用形式、战术手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同样的警用装备,依据不同的执法实战理论,与不同的战术相结合。会形成不同的战斗力,并因此导致不同的执法实战结果。
  新的警用装备列装后,必须探究与其相适应的实战理论和实战应用方法,才能形成应有的战斗力。所谓实战理论和实战运用方法,是指警察执法执勤力量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所采用的方式方法的总和。
  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对警用装备的实战应用研究严重落后于警用装备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实战理论严重滞后。例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执法规定,使民警产生带警用装备毫无用处的思想。既然带警用装备无用,又何必去深入探讨警用装备实战运用的方法?试问,一个不敢严格执法的警察,一个教条僵化到违法犯罪分子已经威胁到其生命之时还甘当“拳击靶子”的警察,就算他是当年的“拳王泰森”又如何?就算他穿着“防弹背心”、扛着机关枪又如何?还不是同样要被人打的“满地找牙”?还谈何将警用装备形成战斗力?
  2008年贵州瓮安“6·28”事件的惨痛教训,就在于处置现场的武警和公安民警的所谓“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就在于现场指挥员的过分“慎用”。据当晚一直在县政府大楼上坚守的瓮安县副县长郑毅说,晚上20时10分左右,瓮安县政府才开始被打、砸、抢、烧,但当时实际冲入县政府楼内的真正暴徒只有十多人,并且已基本没有学生。当时集结待命的公安和武警已有200多名,如果处置得当,至少县委大楼是完全可以不被烧毁的。
  这一事件中,瓮安县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等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被烧毁警车等交通工具42辆,不同程度受伤150余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遭受巨大损失、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无一不是指挥员的处置决心失之果断。
  关于“三个慎用”《规定》第三条第四款是这样解释的:“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既要防止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贻误战机,使事态扩大。处置群体性事件一线民警禁止携带、使用致命性武器。”很明显,“既要防止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贻误机,使事态扩大”,是讲的善用而不是慎用;“处置群体性事件一线民警禁止携带、使用致命性武器”就更不是讲的慎用,而是禁用。
  “三个慎用”容易使人产生 “三怕”:一怕处置不当被追责。从而对事件无所适从,被动应付。二怕群众围攻,引火烧身。不敢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地运用警察公权力和履
  行职能。三怕果断处置引发报复。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对上级公安机关瞒报、迟报,错过最佳处置时机,导致事件升级、恶化,增加处置难度;对存在的明显违法犯罪行为听之任之,任其发展,铸下大错。应将“三个慎用”改为“三个善用”,即“善用警力、善用强制措施、善用武器警械。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既要防止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贻误战机,使事态扩大。” “慎用”并非不用, 所以应将“处置群体性事件一线民警禁止携带、使用致命性武器”删除。这样修正既符合语法、逻辑的要求,又与第三条第五款的“依法果断处置”相互照应,更具有实战操作性。
  只有由“慎用”真正达到“善用”,才标志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警察权认识的理智与清醒;保证事件性质转变后,断然措施也随之而出,充分发挥警用装备的威慑和打击作用,使“依法果断处置”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没有创新的警务实战理论和方法,再先进的警用装备也难以在与人的优化组合中发挥应有的战斗效能。警务实战理论的创新与守旧,是决定警用装备的最佳效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的关键所在。只有创新警务实战理论,才能发挥警用装备的潜能,牵引警用装备形成战斗力。因此,创新实战理论是警用装备形成战斗力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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